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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籠中鳥高歌 一個香港人對網絡自由與人權的憶述

作者:Jenna Man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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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是世界頂尖的金融中心之一,亦是數百萬人民的家。但自2020年1月以來,已有接近50萬香港人選擇離開這個城市。僅在2022年,香港已錄得113,000名永久居民人口淨流失,截至2023年8月中旬,已錄得額外291,000名居民離開。

在移民潮之下,每個人都在「去」或「留」之間掙扎,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而我也不例外。

儘管全球各地早已在COIVD-19大流行後恢復了「正常生活」,北京和香港之間的政治關係令許多香港人生活得筋疲力盡,人們爭相逃離這座城市。而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和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的引入,更進一步導致人口外流,令香港競爭力步向陰霾。

高牆、防火牆與雞蛋

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歷了近年的社會和政治轉變後,我大概對「自由」的理解有一定的詮釋與領悟。特別是在這個數碼世代,網絡自由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佔了重要的一席位。我從香港這座末落的城市隻身移居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加拿大,追求人類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但最後,我發現自己在政府和科技巨頭之間的角力中犧牲,而我再次被「防火牆」所圍困。

最近,大型科技公司,特別是Meta,對加拿大的網路新聞法案(C-18)所作的回應,讓我深刻體會到「權力」與「控制」並不是威權政權獨有。C-18法案是加拿大一個新的立法框架,要求像Meta和Google這類科技公司支付費用予新聞機構,以在其服務平台轉載或鏈接新聞內容或文章。在2023年6月,Meta宣稱為遵守法案規定,其平台將於2023年8月起,停止讓加拿大地區的用戶透過Facebook或Instagram獲取任何國內和國際新聞。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崛起令政治宣傳有增無減,威脅選舉,並對個人自由投下陰影。例如即將在柬埔寨推行的網絡安全立法威脅到隱私和言論自由;而越南長期以來一直向社交媒體平台施壓,要求刪除偏離政府主調的內容,大大影響言論自由。隨著全球監管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興起,我們必須站在雞蛋的那邊。

借用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中的名言:「如果有一道堅硬的高牆和一顆撞擊在牆上的雞蛋,無論高牆多麼正確,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是一顆雞蛋,是一顆獨特的靈魂,被包裹在脆弱的蛋殼中。」

網民的力量

鳥可以被困在籠中,但它們的精神仍能自由翱翔;一個人可以被禁閉,但他們的智慧和情感永遠自由地存在著。在2019年香港反對引渡法修訂草案的抗議浪潮中,「黃色經濟圈」這個基層抗議經濟霸權的概念應運而生。抗議者構想了這個倡議,以支持志同道合的企業(通常被稱為「黃店」),同時也維護了香港體制內的民主企業主的生計。

藉由互聯網和科技的力量,各種小型企業建立了「虛擬企業」,發展出網上社群經濟。黃色經濟圈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並且為該社群在全球工作和合作提供了新的機會。然而,自2019年運動之後的四年,「黃色經濟圈」面臨了各種挑戰和打擊,包括香港政府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選擇性執行社交距離政策等,最終不知不覺中走向了終結。

多虧互聯網,受壓迫的人們才有機會發聲,後來更凝聚了亞洲社運人士及人民之間的團結。2020年4月,來自泰國和中國的網民在X(以前稱為「Twitter」)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內容主要涉及中國愛國主義者和亞洲地區的年輕民主思想者之間的意見分歧。後來,出現了「奶茶聯盟」,匯聚了來自經常被認為是站在對抗威權主義以及中國勢力的前線的香港和台灣的網民。這個聯盟最初由網絡迷因(meme)開始,隨後迅速演變成不同行動,對現實中的社會運動產生了影響,例如在2020年泰國反政府運動自2021年軍事政變以來的緬甸春季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尖沙咀碼頭的鐵絲網圍欄後的維多利亞港。

讓籠中鳥飛翔

阿歷恩曹.佐杜洛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曾言道:「籠裡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優越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中。所以,只要香港人能夠「準時返工」、享受香港的「繁榮安定」,我們不難發現香港人其實並不太重視「自由」這個概念。

事實上,香港在被英國殖民統治了156年之後,於1997年7月1日交還給中國。這段殖民時代為香港的民主權利和自由遺留下一段複雜歷史與痕跡​​。因此,即使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它仍然保留著一種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

在過去的十年裡,香港經歷了一些重大社會運動,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因引渡法修訂草案引發的一連串抗議及示威活動。在那段日子,香港人充分發揮了科技和互聯網的力量,例如透過類似Reddit的LIHKG討論區和Telegram等加密通訊軟件​​,組織和發起各種不同的行動,行使他們的示威權、言論自由和自主權。

然而,當COVID-19突如來襲,所有與民主、人權以及中國領土關係相關的運動都似乎一下子被「黑洞」吞噬。自那時以來,我們很少再聽到有關香港的消息。那麼究竟香港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據人權觀察組織發表的一篇文章,已有100多人因違反《香港國安法》 而被捕,而因參與2019年抗議活動而被捕的人數亦超過10,000人。年間,許多部門和機構經歷了重組和「改革」,其中包括香港立法會​​。值得一提的是,連植根香港40多年的國際特赦組織也在2021年底離了香港。

在沒有媒體的時代,決不虛作無聲

縱使身處最黑暗的時代,香港的新聞媒體仍堅韌不拔,繼續報導和發聲,就如籠中鳥透過歌聲對抗禁錮。然而,直到2020年6月30日,香港的新聞自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和壓迫。在這段期間,一些知名的新聞機構紛紛結束運作,包括香港的親民主媒體《蘋果日報》,而獨立媒體也相繼關閉或停止運作。

香港新聞自由受壓制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言論自由的侵蝕更甚。在2021年,香港政府提出了立法打擊虛假信息和誤導信息的提案。然而,世界上並非所有體制都具有容納多元聲音的度量,因此,任何偏離主流媒體論述的觀點都有可能被貼上「假新聞」的標籤。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香港的新聞界和媒體格局早已由親中、親建制或國有機構主導,所謂的媒體報導已漸失其獨立性,早已淪為官方喉舌。

儘管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3年6月星島日報的一則訪問中提到,政府不會就「假新聞」立法,盼采取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案。但親民主陣營的媒體早已被滅聲,新聞自由幾近完全喪失,對於普羅大眾或對公共政策稍有興趣的人而言,即使香港政府他日暗渡陳倉,多元性媒體機構的稀缺使他們難以明辨是非對錯。

在2022年7月,《香港地方志》的首個英文版本問世。在此之前的兩年,中文版本已經出版兩冊,但《香港地方志》因被認為只是官方修編歷史而受到批評。在網絡自由和言論自由岌岌可危之際,人們不禁擔心真實的歷史記錄是否有朝一日會被完全刪除。在傳統媒體普遍呈現「一面倒」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有辦法保存真相?哪裡可以成為歷史真相的庇護所呢?

結語

整整四年前,我前往柏林參加互聯網管治論壇(IGF)。那時我們的言辭尖刻如劍,那時我們的聲音充滿的勇氣,那是我們的「時代革命」。


在我撰寫這篇文章之際,我正前往日本京都參與同一研討會。然而,今非昔比,對這個議題的某些面向,我再也無法以同樣的自由度和開放的方式探討、討論或表達我的觀點。我也不確定在將來是否還能夠自由、公開地探討、討論或表達我的想法。

願這一言一詞、一字一句如淚滋潤,種下在你心中的一顆種子,銘記自由的代價。


參考資料

2 thoughts on “當籠中鳥高歌 一個香港人對網絡自由與人權的憶述”

  1. Pingback: When the Caged Bird Sings: A Hongkonger’s Memoir of Internet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 Engag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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